唐山市商会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结束于民国37年（1948年）末唐山市解放，约有50年的历史。共分3个时期。
唐山市商会前期
唐山附近原来是些荒僻的村庄，没有工商业，自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后，由于采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在初具规模的街道上，小型商店日益增多，较大商号逐渐开设起来。当时，商人崇拜财神，各商家集资盖了一座财神庙，逢年过节，上香叩头，祈求财神爷的保佑。随后，商店经理们有事不时到这里来相会，所以，当局便把这条街叫做财神庙街。财神庙便是唐山商会的前身。
清朝末期唐山建镇后，镇政府经常向各商号征收税款作为财政收入和肥私的一项来源。每项摊派下来时，各商号只得忍气吞声，如数交纳，敢怒而不敢言。随着商业的发展，各行业之间的经济交往也日益频繁起来，有时发生矛盾。为了维护商界的利益，协调商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解决商号之间发生的临时纠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趁着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步北京、天津之后尘，丰、滦两县商号代表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丰滦唐山镇商会”。经报请政府批准，唐山商会于是成立起来，商会会长为唐山绅士、富户刘凯元。商会以财神庙为会址，并在庙门上额挂上一块“丰滦唐山镇商会事务所”横幅牌匾，作为标示。到民国6年（1917年），这块牌匾仍然完好无损。
民国13年（1924年），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正是刘子贞把持唐山商会时期。刘子贞是唐山乔头屯刘家大户，在镇里开设了永顺当、永顺隆烧锅等商店，财多势大，又是商会会长，结交官府，专横跋扈，所以遭到其他较大商店的反对，特别是以陈子政、何子恩、陈善廷等为代表的丰润管界的商户与之抗衡，争夺唐山商会的大权，在相持不下情况下，他们便打算把新立街、便宜街、东新街等原丰润县界内的商号组织起来，成立丰润唐山商会，与刘子贞把持的唐山镇商会相对抗。刘子贞坚决反对，双方争执愈演愈烈，终于酿成诉讼，到天津警察厅去打官司。陈子政代表丰润县商户亲自出庭。由于他毕业于天津法政学堂，懂法律，善于辞令，又有各商家财力的支持，所以把官司打赢了。陈子政胜讼回到唐山火车站时，受到丰润县界商户的热烈欢迎。
但是，刘子贞被推倒后改选唐山镇商会会长时，陈子政并没有被选上，而刘国仓却当选为会长。这是因为各大商户对陈子政怀有惧心：一是由于他是地方劣绅没人敢惹；二是由于他懂法律，动不动以法律整人，所以在改选时便以他没有开设商店、无资格参加选举为理由将其排除于会外。这次改选，丰润、滦县两县都派员监选（丰润县派来的是保卫团副总团长李镜符）。从此，政府派员监选便成为改选唐山商会会长的一种制度。
刘国仓当上唐山镇商会会长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以卫道士自许，尽力维护各商号的利益，得到了商界的拥护。
民国16年（1927年），唐山税收机关饬令各商号：凡卖出3元钱的货物，就得贴印花，并派出人员在市面上搜查侵扰，借端敲诈。各商号对这种苛刻的增征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不堪忍受。会长刘国仓与有关部门交涉，无效，便号召全市商店罢市，以示抗议，于是当地税收机关马上撤销了关于贴印花的饬令，商会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民国19年（1930年），某军旅长率兵在唐山驻防时，假借以检查大商号枪支为名，向各商号勒索金钱，并把两益成杨经理打伤，然后绑架而去，借词要钱，情同明火。为了抗拒该旅长的敲诈勒索，唐山商会会长刘国仓发出号召，举行罢市，以示抗议。顿时所有商店全部关闭，停止营业，全市立即呈现一片萧条景象。该匪军旅长看到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又怕上级追查，给以处分，所以，便悄悄地把杨经理放回来，同时，请出当地士绅进行排解，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从而再一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为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刘国仓也反对过学生运动。民国16年（1927年）5月，当北伐军打到济南时，日军悍然侵占了我国的胶济铁路，出兵济南，阻止北伐军北上。他们打走了守城军队，杀死我许多同胞，还枪杀了我国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制造了“济南惨案”，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掀起抵制日货高潮。唐山学生、工人和爱国商人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学生捣毁了放置日货的商店橱窗数处。商会会长刘国仓出头代表商号与学生进行交涉。学生代表要求把全部日货销毁，否则捣毁商店，刘国仓答应：将商店门市日货全部收起来不卖，并不再购进日货，同时，将所有日货全部入库封存，但拒绝销毁日货，并辩解说：“如将全部日货销毁，不但我们受到损失，而且使日本人称快。”双方各执一词，争持不下，结果交涉破裂。会长刘国仓随即召集商人手持棍棒，对抗学生的行动，于是集合了数百名年轻商人与广大学生相对峙，以北道门为界，准备武斗。这时，警察局长郑崇赞带领警察多人赶来平息事态，因申斥学生，引起学生的不满，群起而攻之。该局长见势不妙，借词逃遁。随后，地方驻军赶来，分头排解，事情才平息下去，学生继续游行示威，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抵制日货，并高呼：“打倒警察局长郑崇赞！”“打倒商会
会长刘国仓！”等口号。
从民国13年（1924年）到民国22年（1933年）刘国仓主管唐山商会期间，他以开设的商店为经济依托，以商会会长的地位为政治资本，结交官府，充分发挥其经商发财的本领，到民国22年，他的财势有了急剧地发展，不但在唐山、河头有几家商号（余祥号棉纱绸缎庄、金店、三余公绸缎庄和慰欣池澡塘等），而且在天津开设了几家商号。他的财产由唐山主要转向天津。由于他财势膨胀，为人刻薄，办事武断，所以遭到部分工商业者的嫉妒和反对，以致陷于孤立，刘国仓一怒之下，辞退了会长职务，索然离开唐山，经常住在天津，专门经商，以后成为华北巨贾。
刘国仓走后，各家商号推举何子恩代理商会会长。民国22年（1933年），日军侵入关内，直逼平津，冀东名存实亡，在时局急转直下，唐山商会会长一席，无人敢问津。民国23年（1934年）改选时，实行了常委负责制。当时选出的常务委员为何子恩、张伯元、吴杞芳、王会恩和勾步瀛5人。至民国24年（1935年），勾步瀛因故去职后常委一席未递补，遂由四位常委负责，直到1935年11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这时，吴杞芳野心勃勃，活动频繁，民国25年（1936年）商会正式改选，改为主席负责制，吴杞芳被选为常委会主席，常务执行委员为何子恩、张伯元、李赓尧、刘云亭4人。池瀛寰为商会监察委员会常务监察委员，监察委员7人。丁作舟为商事公断处处长，副处长为孙振华（处长、副处长均为聘任）。执委会、监委会和商事公断处组成了唐山商会的组织机构。唐山商会执委会中除5名常委外，还有25名委员（后减为15名），都是各行业的代表。
日伪时期的唐山商会
吴杞芳在何子恩代理商会会长时便跻入唐山商会，为委员。至1935年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不久，他开始得到日伪的赏识，这时，他实际上已掌握了商会大权，于是，他玩弄权术，促成商会改选。经过改选，他当选为商会主席。此后，他忠实地报效日伪当局，认贼作父，成为恶贯满盈的汉奸。他牢牢地把持着唐山市商会，直到1945年秋。
吴杞芳，乐亭县人，20岁左右就到开平“开太泉烧锅”学买卖。他心眼灵活，看人行事，见景生情，处事圆滑，特别是对他的东家赵岚更是殷勤备至，所以赵岚总是夸他机灵能干，在他27岁时就被赵岚一手提拔为唐山瑞信栈经理。赵岚是唐山首户，开设了南、北瑞生绸缎庄、鸿孚染厂和中华油厂等大商店、大工厂，在工商界很有名气。但是，他只出钱开办商店，不亲自当经理，而是请人掌管；他也不参与政治活动，而是怂恿他商店中的经理到商会或政府中去任职。他认为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后台支持，做买卖就受人欺侮，所以，他看中了吴杞芳这个“人物”，便设法让他跻入商会，争取先当上会长，然后，再参与政权。吴杞芳没有辜负东家赵岚的期望，大力施展他的登龙之术，不分什么人，只要用得着的他就交，谁要冒尖他就踩，谁倾向于他，他就拉，特别是对日伪军政要人，千方百计地设法结交，今天请客，明天送礼，终日出入于大饭店和妓院，因此，他渐渐成为唐山的风云人物。他首先当上了唐山商会会长，成为常务委员会的首席。他又利用商会的钱，广为交际，进一步得到敌伪要员的赏识，他又当上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设委员。“七七”事变后，他兼任了唐山市伪新民会会长，死心塌地地躺在日寇的怀抱里，向日寇献媚。不断出入于
日本驻军司令部和宪兵队，与日伪军政要人往来密切，因而成了他们在唐山市的宠儿，连北京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宪兵队都知道他的名字。每逢日伪首脑人物秘密来唐山时，总是指名要吴一人接待。1941年，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秘密来唐山市商会，吴杞芳一人便在唐山商会大楼设宴招待他。同年，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到唐山商会，曾与吴杞芳等商会负责人一起合影留念。1943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来唐山，也指定吴杞芳一人接待，别无其他人，严格保守秘密。他还大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提携”等。每当日军侵占了我国的重要城市时，他都在电台播音，表示祝贺。日伪当局召开大会时，他就代表商会讲话，有时献金支援所谓“大东亚战争”。由于他效忠日寇，所以屡次受到日伪机关的嘉奖，得到了许多所谓奖状，甚至获得了东条英机发给的表彰状。
吴杞芳依仗权势，征得40多家大商号的支持，联合办起了“保证所”，作棉纱、棉布、油粮等远期兑交的买空卖空和批空倒把等交易，招徕市内及各县镇商号来“所”作赌博生意。保证所经营数年，抽取数以万计的佣金，许多商号却因此倾家荡产，影响正常贸易往来。他开设“唐山土药公司”，独此一家，垄断全市鸦片生意。敌伪统治时期，伪政府曾设有“禁烟局”，吴杞芳是禁烟局领导成员之一。而禁烟是名义，卖烟是事实。他公开开设的“唐山土药公司”，地址在东新街路西的大院内，有门脸，办理鸦片烟的批发和零售。来大烟馆的吸客很多，其中有大烟鬼，也有商店的老客儿，他这家“土药公司”不知坑害了多少人。
唐山市商会后期
1945年抗战胜利，唐山市商会进入后期。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掩人耳目，假惺惺地逮捕了吴杞芳，并且根据《惩治汉奸条例》规定，判他2年半徒刑（这是《条例》中最轻的刑罚，实际上他服刑不到1年，就被放了出来）。吴杞芳被捕后，刘锦亭接任商会会长，丁作舟、王会恩为常务委员。一年后，商会再度改选，选出了以刘国仓为首的商会理事会，刘为理事长，徐冠洲、丁子瑜、焦福田、朱乾五、池杏塘、王学祥6人为常务理事，夏锦江为商事公断处处长，负责调节商事纠纷。这次选举，只有刘国仓是大商号的资本家，其他理事都是中小企业的代表，这说明中小商号有所发展，他们的势力有所增强。他们敢于和大商号进行斗争，分庭抗礼。大小银市的斗争，就是明显的一例。银市是中小城镇商人的自由组织，不经当时政府批准，就可以办理使款、放款业务，中间收取手续费。银市在我国相沿已久，起于明朝，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为原来放钱、用钱双方都以纹银为单位，所以称为“银市”。民国以后，虽然用钞票银元发放款项，但仍沿用“银市”旧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唐山的银市原被28家大商号组成的金融集团所把持，凡是商号放钱、用钱的都得通过他们，而中间手续费很高，因而引起中小商号的不满。1946年，大商号银市成员已发展到40多户。为了摆脱大商号银市的中间剥削，
刘景云、刘汉高成立了“唐山市工商互助调剂所”，人称“小银市”，与“大银市”相对抗。因为参加这个金融组织的多是中小商户，彼此的经济力量互不了解，所以“调剂所”规定由5～8户自找对象，结成小组，互相担保，推选组长一人负责，代表全组使钱、放钱。这个调剂所办理发放款业务，不收中间手续费，既便利，又无剥削，还有保证，所以它得到中小商号的一致拥护，最后参加这个金融组织的达到160多户。这对大商号把持的“大银市”是一次有力的反剥削斗争。
中小商号的数目在这个时期有所增加，连同大商号，全市商号总数达到千余户，他们按行业组成同业公会，根据旧商会法规定，每个行业够上7家的就可以组织同业公会。1946年，唐山商会改选时，同业公会由原来的20多个增加到40多个。每次选举同业公会会长时，和选举商会委员会领导成员一样，由当时政府派员来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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