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瓷发明于英国。自18世纪以来200多年间，一直为英、德、意、日等极少数发达国家所专有。骨质瓷是国际公认的高档瓷，中国作为独领风骚2000多年的陶瓷王国，在唐山研发出骨质瓷之前，却完全不懂骨质瓷的生产技术。
1964年，唐山第一瓷厂在没有任何技术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开始独自研制骨质瓷。从1964年开始到1982年，历经18年，中国的骨质瓷在唐山第一瓷厂得以诞生。
在获得骨质瓷技术之后，唐山第一瓷厂又于1986年至1991年，历经6年的时间，将中国技术与英国技术相融合，建成了中国第一座骨质瓷样板厂。从此，唐山“红玫瑰”骨质瓷风靡全国，并跻身于骨质瓷国际高端市场，中国成为国际高档瓷的主要产地之一。
几十年来，中国骨质瓷给它的诞生地——唐山带来了数不清的荣耀和财富。到2012年，“北方瓷都”唐山，其日用陶瓷主要以骨质瓷号称。骨质瓷成为唐山日用陶瓷唯一的“看家产品”，成为养活几万陶瓷从业者的“救命瓷”。
然而由于这些年唐山国营陶瓷产业的消散，人事断代更迭，历史记载匮乏，关于骨质瓷研发的很多史实被错误解读，种种不确切的说法很多。
本人1985年至1992年承上启下，曾在唐山第一瓷厂任职书记厂长8年，出于对唐山骨质瓷那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我想就我所知，把唐山骨质瓷诞生发展的往事介绍给大家。
第一代骨质瓷“绿宝石”骨灰瓷的诞生
（一）中国骨质瓷研制从檀振岭和王庆祥开始
中国骨质瓷研究始于1964年。最早进行研究实验的是唐山第一瓷厂的檀振岭和王庆祥。檀振岭是唐山第一瓷厂工程师兼任技术科长，王庆祥是技术干部，负责厂实验室工作。
檀振岭，唐山岳各庄人，生于1924年，高小文化。檀振岭16岁到唐山新明瓷厂天津经销处跟掌柜秦志新当学徒，后回到唐山公私合营新明窑业公司，成为一名厂级领导，后调入唐山东缸窑陶瓷联合厂。三年困难时期，檀振岭曾被派往唐山沿海搞水产副业，1963年第一瓷厂筹建，被调回担任工厂陶瓷工艺工程师。
檀振岭聪慧好学，心灵手巧，踏实肯干，在工作中多有发明创造，是当时工程师中的佼佼者。据老工人回忆，檀振岭刚来一瓷厂时，工厂正被“三点”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产品上大量出现黑点、蓝点、绿点，不能交货。檀振岭很快找出原因并加以克服。原来，“黑点”是由于大磨的石头衬里缺损，钢质磨壁被研磨，致使铁成份混入原料，造成的铁点。而“蓝点和绿点”，则是因为工厂当时的主要产品是“豆青碗”和“蓝边碗”，分别使用氧化铜和氧化钴做色基，因管理不善，导致铜、钴成份落在了产品之上，烧制后就形成了绿点和蓝点。
檀振岭喜欢在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搞不清的事就自己先干。所以他多次成功地攻克了大量陶瓷生产技术关键，是唐山日用陶瓷界公认的佼佼者。檀振岭不幸在唐山大地震中震亡。
王庆祥，东北辽宁人，1959年毕业于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经天津分配到唐山东缸窑陶瓷联合厂，1963年被调到第一瓷厂实验室，在檀振岭领导下工作。
檀振岭和王庆祥两个人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上形成互补，工作上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从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的时候，远在石家庄的王庆祥曾写了一篇怀念檀振岭的文章，文中写道：“1976年8月初，听到檀工在唐山地震中去世的消息，我很久不能平静。他的不幸去世，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也使唐山陶瓷行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这是多么沉痛的损失！”王庆祥这样回忆檀振岭：“檀工念书不多，但虚心好学，人很聪明，善于思考，能讲、能写、能算、能设计图纸。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技术水平，是陶瓷界远近知名的。”王庆祥写道，“檀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解决技术关键，把行李搬到整日见不到一点阳光的办公室住。虽然家在唐山，却一连半个月、一个月不回家。每天都12点以后才睡觉。夜里经常有事叫醒他。遇有倒窑等事故，和工人一起处理，通夜不眠。记得为了解决鱼盘胚体起碱，在夜里每隔两小时都起来一次，到成型室观察胚体的变化，一直使问题得到解决。”
唐山骨质瓷的研究始于1964年。当时天津外贸来唐山第一瓷厂洽谈业务，带来了一些国外的样品，其中就有一件英国的骨灰瓷茶杯。工厂生产科叫来技术人员观看，大家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高级的瓷器，甚是惊叹。这件骨灰瓷茶杯深深刺激了王庆祥的神经，他拿着样品去找檀振岭。
当时唐山陶瓷业正在开展赶超日本的活动，两个人边看边想，如果我们也能做出来骨灰瓷来，那不就赶上日本了吗！两个人不谋而合，说干就干，一项艰苦卓绝的科学跋涉，便在唐山第一瓷厂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当时参与骨灰瓷研制工作的还有一名成员叫郝兑庭。郝兑庭本来是生产车间的工人，操作技术全面，由于身体不好而从生产一线调到工厂实验室做了一名试验工。试验工的任务，就是按照工程师的指示要求进行实际实验操作，同时负责数据记录、样品管理等工作。郝兑庭是一个既有心又听话、勤快肯干的老实人，他的工作虽然是辅助性的，但一直受到大家的赞许和认可。
刚开始的时候，檀振岭和王庆祥还想找些骨灰瓷的技术资料借鉴，但是，当时国内任何有关骨灰瓷的技术资料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中国的骨灰瓷研究最初是从盲目摸索开始的，想到哪，干到哪。走不过去就换个方向。
首先是原料问题。这种瓷既然叫“骨灰瓷”，其中肯定应该有骨头的成份。那么，什么骨头可以拿来做陶瓷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鱼骨、鸡骨这些表面柔润光滑又坚硬的骨头。但是，如何把这些有机物变为无机物，又如何使这些没有粘性的骨头粉和瓷土一起烧成陶瓷，一切都是未知数。
经过了无数次的摸索，大家渐渐有了一点体验，鸡和鱼骨很快被排除，数量太少，难以找寻。而猪、牛、羊这些大牲畜的骨头效果更好。同时，用这些骨头必须首先剔除杂质，除油除胶。
于是大家找来一口大锅，从废品站买来骨头，剔除残肉，放上碱面在锅里煮熬。等把骨头里的油和胶都熬出来了，风干压碎，再用清水把骨头中的碱漂洗出去，然后再放到炉子里烧成骨灰，碾成骨粉，并再次漂洗后与陶瓷粘土合制配方。
熬制骨头，烟熏火燎，臭味刺鼻，那是很苦的一段时间。但那时候生活困难，有的工人仍然把煮骨头的油和剔下来的肉带回去吃，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堪回首！
按照这样的原料加工方法，一次一次试烧瓷片，不断调整，到了1965年，中国的第一件用动物骨粉和瓷土烧制而成的瓷器样品诞生。这种瓷瓷质轻盈、半透明、泛着绿色荧光，和通常粗厚不透明的陶瓷有着本质的区别。
难道这也是骨灰瓷吗？
很显然，这与英国的样品全然不同。国外是白的，而唐山却是绿的。并且，这种绿骨灰瓷性能极不稳定，热稳定性很差，成瓷率极低，很难投入生产。但是不管如何，檀振岭和王庆祥都感到中国的骨灰瓷似乎离自己已经不远了。
正当大家踌躇满志，信心倍增之时，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技术权威，反对崇洋媚外，工厂陷入了一片混乱。谭振岭和王庆祥都被下放到生产车间劳动改造。刚刚起步的中国骨质瓷研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迫中断。
1970年，王庆祥离开一瓷厂，被调到陶瓷公司美术设计室。1975年又从唐山陶瓷公司去了新组建的河北外贸，过早地离开了自己实验室。
（二） “绿宝石”骨灰瓷工艺定型并批量生产
1972年，唐山第一瓷厂的生产秩序逐渐稳定，这一年，轻工部和外贸部对中国陶瓷行业也提出了“上高档，增配套，提高换汇率”的工作部署，这无疑给唐山第一瓷厂的骨质瓷研究重开了绿灯。
早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分到了工厂，他们先到车间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然后陆续被工厂选拔使用。其中，李洪凯和金秀萍两人先后被调到工厂实验室，在檀振岭主导下从事骨灰瓷的实验工作。
李洪凯，天津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玻陶专业，长得文弱秀气，不善言谈，到实验室之后主要侧重骨灰瓷的理论探索及配方研究，后期还担负了骨灰瓷的生产工艺流程设计及设备选型工作，是继檀振岭之后骨灰瓷研制第二梯队的主研人员。金秀萍，女，唐山市人，1968年毕业于唐山陶瓷工业学校陶瓷工艺专业。金秀萍因在车间劳动中操作技能全面，到实验室最初的职位是实验员，负责实验原料的装磨、出磨、测试颗粒、制泥、做坯修坯、装窑看火及样品保管等全流程操作，后来依据所学的专业，逐渐担负起对试验配方的化学成份分析、化学物理性能测算等重要工作，成为早期骨灰瓷研制的主要成员之一。
到1973年之后，又有一批大中专毕业生进厂，1974年，毕业于唐山陶瓷工业学校美术专业的林铁良被抽调进骨灰瓷实验室，先担任实验员工作，后逐渐成为参与骨灰瓷配方研制的主要成员之一。
这期间，原东缸窑陶瓷联合厂老厂长崔金祥在出任邯郸陶瓷公司经理几年后，重新回到唐山第一瓷厂任职。崔金祥厂长对骨灰瓷研制强力支持，一方面要求加快实验进度，一方面要求全厂各部门都要积极配合和支持骨灰瓷的实验工作。
从1972年到1975年这段时间，骨质瓷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在1965年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配方，定型工艺，并开始进行实验性批量生产。
把绿色变为白色的工作很难。大家在原料配比上，先后试验了上百个配方，而每一次配方的调整，都要经历一次从原料制备、到成型、干燥、烧制以及复杂的化验分析和比较过程。每个过程往往一搞就是十几天，一个月。金秀萍回忆说，实验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不然，实验成果就无法测定。所以，她经常为了赶上开磨和停窑时间，在半夜爬起来就往工厂跑。那时候孩子小，都是靠丈夫带大。
檀振岭作为骨灰瓷研究的主持人，不仅主导着骨灰瓷的实验，还担负着全厂的技术及质量管理工作，他深感时间不够用，就把铺盖搬到车间的一间小房子里，吃住在工厂，常常一个月都不回家一次。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通过多个配方的优选比较，1975年，在白骨灰瓷难以突破的情势下，“绿骨灰瓷”工艺逐渐定型，并在唐山第一瓷厂实现了成批量生产，工厂把它的名字定为“绿宝石”。
不久，就有香港的客人前来订购，工厂为绿宝石骨灰瓷贴上了“庆典”的商标。
（三）中国骨灰瓷研究第一次遭遇下马风波及大地震破坏 厂长崔金祥力主不弃、功不可没
唐山第一瓷厂的绿骨灰瓷小批量试产不久，问题接踵而来。其一，绿骨灰瓷热稳定性很差。一件好好的瓷器，放久了就自行开裂炸纹，甚至破碎。其二，铅含量过高，画面放置稍久就出现铅污，画面脱落。其三，生产难度大，半成品破损率极高，成本投入无法承受。其四，销路不好，产品积压。其五，也是最让人沮丧的，是有关部门根本不承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骨灰瓷。因为国际上公认的高档骨质瓷呈现奶白色，而唐山的却是泛绿色。
于是，工厂在骨灰瓷的认识开始出现分歧。很多人认为骨灰瓷研究成本过高，生产难度过大，质量问题严重，价格贵，销售不畅，残次品已堆满库房。长此下去，工厂承受不起。上上下下要求骨质瓷下马的呼声渐起。
是上是下，骨质瓷命悬一线。这时，崔金祥厂长力排众议，对骨灰瓷表示出了力主不弃的决心。很多人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崔金祥的坚持，恐怕唐山的骨质瓷就会半途而废！
就在唐山第一瓷厂决定把骨灰瓷研究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第一瓷厂恰是一个重灾区，厂房全部坍塌，人员财产损失惨重。而最为不幸的是骨灰瓷研发的领头人檀振岭工程师在地震中不幸罹难，年仅52岁。
巨大的天灾，使中国的骨质瓷研发第二次被迫中断。
中国的白骨灰瓷于1982年
在唐山第一瓷厂研制成功
（一）为突破变色机理 唐山陶瓷公司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
1978年，唐山第一瓷厂经过简易自建，在生产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强行开工。随后，骨灰瓷研究也在震后的简易房里重新开始。
1979年，轻工部和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陶瓷新产品开发项目进行筛选和审定工作。专家组来到唐山。第一瓷厂由于骨灰瓷研究的基础扎实，工作到位，可行性强，很快被列为国家科委、轻工业部和河北省重点科研项目，项目名称为《高级日用瓷工艺技术及设备研究》，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变绿色骨灰瓷为白色正宗骨灰瓷，并实现生产工艺、设备定型。国家立项后，同时划拨185万元支持资金，用于建设年产100万件骨灰瓷的中试生产线。
骨灰瓷研究列为国家科研项目之后，为了保证工作进度，唐山陶瓷公司决定从唐山陶瓷研究所抽调力量，与第一瓷厂配合，成立技术攻关组，力争在两年时间内突破骨灰瓷变色机理及各项理化指标达标问题。
技术攻关组的工作从1981年开始，研发地点仍在第一瓷厂，主要人员仍以第一瓷厂为主。依据当年的文件，骨灰瓷技术攻关组最初的名单是唐山第一瓷厂工程师王春勇任组长，唐山陶瓷研究所工程师王淑英任副组长，成员有第一瓷厂工程师李洪凯、陶瓷研究所工程师王贺勤，第一瓷厂实验室技术员金秀萍，工人郝兑庭。但随后王春勇被调往公司，郝兑庭另有安排，攻关组最后被调整为“新五人”。他们是：李洪凯、王淑英、王贺勤、林铁良、金秀萍。当时负责骨灰瓷技术攻关的公司主管机构为陶瓷公司技术科，科长徐连文，科员有徐振华、刘继华等。
唐山第一瓷厂也强化了骨灰瓷研制工作的配合力度。首先在技术力量上，安排王尚工程师为骨灰瓷试产专职工程师，协助骨灰瓷技术攻关和解决生产中的难点问题。其次，强化项目管理工作，明确骨灰瓷项目管理由开发科张洪生负责。张洪生为骨灰瓷项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功不可没。第三，实验室也陆续增加了张晓军、吴秉利等新人，充实了力量。其时，新任厂长马庆善也是一位陶瓷工程师，对骨灰瓷研究工作亦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唐山第一瓷厂骨灰瓷中实专用生产线的落成，全厂则有200多名职工投入到骨灰瓷的批量生产实验中来。其中担任中试生产线负责人的戴宝存，对于骨灰瓷实验过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骨灰瓷中试生产线上的大批工人及管理人员，日以继夜地摸索着每个生产环节骨灰瓷的成瓷变化，不断向技术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和建议。
在这期间，大家集中全力进行了新配方的研究，熔块釉的研究，成型收缩系数与干燥速度的研究，烧成方式的研究，施釉方法的研究，烧成温度适用曲线的研究，产品标准的研究，缺陷控制技术的研究，辅助材料的研究，工艺流程与工艺规范的研究，设备选定型的研究等等。
到1982年春天，骨灰瓷技术攻关组基本掌握了骨灰瓷呈色及变质的规律，工程师们通过对样品的化验分析，对反射光谱、差热、显微镜岩相的测定及X射线衍射分析，找到了瓷体呈色、变质的原因。测定出骨灰瓷变质是磷酸铁被氧化的结果。找到了瓷体晶相中磷酸三钙与钙长石的比值在0.85以上不变质的规律，最终采用提高骨灰和长石含量，从而提高磷酸三钙的生成量，获得了最佳效果。在上百个试验配方中，最终选定了机压产品92号配方，注浆产品96号配方的最佳方案。《陶瓷志》：在一瓷厂54号和56号配方基础上，试验成功了92号配方。林铁良：用了我的56号配方。张洪生：最后成功是96号配方。金秀萍，最后机压产品用了92号配方，注浆产品用了96号配方）配方中的骨炭比例高达48%以上。新配方不仅成瓷品相好，各项理化指标均与英国瓦赛斯产品相同或优于国外产品。
（二）1982年中国白骨灰瓷在唐山第一瓷厂通过国家鉴定
唐山骨质瓷由绿变白的技术突破后，1982年7月，由国家科委、轻工业部委托省轻工厅邀请全国各地陶瓷专家汇集唐山，对骨灰瓷作部级鉴定。
这次鉴定的规格之高在中国陶瓷历史上是少有的。其中专家学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山东、安徽、浙江、辽宁、湖南等地，汇集了国家科委、轻工业部、各省市陶瓷、硅酸盐科研机构和重要陶瓷产区的专家学者共计55名。
鉴定会设立了领导小组。河北省一轻局局长史汝泉任组长，轻工部首席工程师李国祯、浙江省轻工厅总工程师叶宏明任副组长。领导组成员有，国家科委工程师范龙祥，轻工部科研司王觉，轻工部一轻局工程师吴绳愚，轻工部陶瓷科学研究所工程师赵达峰，河北省科委赵瑞林，山东硅酸盐研究院院长、总工张儒龄，河北省轻工局玻陶处处长李自壮等。
鉴定会通过委托唐山陶研所对新骨灰瓷各项理化指标的分析化验，对骨灰瓷生产工艺规范流程及标准的审查，对生产现场的观摩，以及和英国骨灰瓷实样评判对比，与先进国家骨灰瓷对标，最终权威宣布：唐山骨灰瓷白度88.9%,光泽度106%，透光度42.66%以上，吸水率保持在0.13之下，热稳定性180度不炸，釉面硬度每平方毫米689公斤。唐山骨灰瓷各项理化指标和外观质量均达到国际高档骨灰瓷水平，获得国家验收通过。至此，中国宣告骨灰瓷独立研发成功，中国结束了不能生产骨质瓷的历史。
当年，唐山骨灰瓷即荣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奖。
唐山骨灰瓷获得国家通过后，在多次国家级检验检测评比中始终保持了骨灰瓷的高档瓷标准。1984年唐山骨灰瓷获得国家新产品质量银质奖，1985年获省科技成果一等奖。1990年，全国陶瓷产品质量大检查，八大瓷区抽检产品质量罕见全部下滑，被称为中国的“陶瓷大地震”。但唯独唐山第一瓷厂的骨灰瓷西餐具以全优通过，出现了一花独秀的局面。因而唐山特别受到轻工部表彰，他们使用的标题是“这一次，唐山没有地震”“唐山瓷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国瓷大有希望！”
（三）唐山骨灰瓷“红玫瑰”商标的确立
1982年，在向国家报送骨灰瓷评奖样品的时候，需要确定商标，时间很急。为此唐山陶瓷公司通知下属美术设计室及第一瓷厂、陶研所、花纸厂美术设计人员，优先为第一瓷厂骨灰瓷设计“底标”。
唐山花纸厂是陶瓷公司专业的陶瓷花面装饰设计及花纸印制工厂，其设计室有个刚从河北省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毕业的陈延年，和大家一起参加了这次的投标设计。据陈延年回忆，他当时共画了两张不同内容的设计稿，通过工厂交了上去。交上去之后没再关心此事。后来，偶尔碰到公司的一位同事告诉他，恭喜你！听说你的“红玫瑰”设计稿被选用了！他这才知道自己中了标。但此事始终没有人正式通知，也没有因此而获得什么表扬或奖励。
“红玫瑰”底标获得工厂认可后，经陶瓷公司负责商标管理的洪贺平报送唐山市工商局注册，使用至今。
唐山的骨质瓷全面升级改造、达到国际品质
（一）唐山骨灰瓷再遭“下马”风挤压
1984至1985年，由于外贸体制改革和国际市场变化，中国陶瓷出口首次遭遇冲击，唐山所有陶瓷厂面临极度困难的局面。第一瓷厂因震后复产匆忙，基础设施先天不足，越发举步维艰，企业出现严重亏损。
1985年5月，唐山陶瓷公司党委指派我来出任第一瓷厂党委书记。
当时，第一瓷厂的危机与困难，很多人把怨恨指向了骨灰瓷。认为企业亏损、拿不到奖金都是因为骨灰瓷生产线成本高、破损大、产品积压，债台高筑造成的。
我经过详细调查分析，感觉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我的结论是，骨质瓷对第一瓷厂“是福不是祸”！第一瓷厂之所以困难，除了很多管理原因之外，主要是震后复建过于简陋，生产难以为继。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因为工厂竞争力差，没有拳头产品。当时的工厂90%的产品是普通瓷，骨灰瓷只有一条试验线，年产不足200万件。守着骨灰瓷赚不到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只要一瓷厂能够快速把骨灰瓷变成主导产品，我们就能快速走出困境。
我的关于加快骨灰瓷发展力度的观点，引起厂领导内部的严重的分歧。在两种观点争持不下、异常激化。
早在1985年，唐山第一瓷厂曾向国家申报了关于进一步扩大骨灰瓷生产规模并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项目建议。1986年，该项目被国家经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工商银行以“经轻（86）361号文件”批准，并以轻纺“三为主”外汇贴息贷款技改项目正式列入国家“七五计划”，成为轻工业部、河北轻工业厅的重点技改项目。当时国家一再催促唐山第一瓷厂尽快报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工作进度计划。但是由于骨灰瓷下马的思想占据主导，这项工作的落实很不顺畅，屡次遭到否定。理由是，骨灰瓷没有前途，这项目谁接谁麻烦，到手就是历史罪人。有人力主“以企业亏损为由，申请关停骨灰瓷生产线。”骨灰瓷技改项目被一再拖延搁置。
（二）唐山骨灰瓷技改项目开始实施
1987年底，唐山第一瓷厂新领导班子组建，骨灰瓷技改项目开始了加速工作。
第一，结合湖南轻工设计院迅速完成了《唐山骨灰瓷技术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家。
第二，在唐山陶瓷公司的支持下，在全市范围内吸纳技术人才，迅速成立了唐山第一瓷厂骨灰瓷技术改造办公室。技改办由副厂长孙贵义分工主管，分设工艺组、设备组、施工组、技术培训组、专家联络组等。成员有陶瓷工程师李旺泉、工艺设备技术员许志强、韩振亚等各方面精英30多人组成。陶瓷公司也明确了由副经理马庆善和公司设备科科长王友鹤等专项负责此事。
第三，加快了同英国的设备技术引进谈判。
第四，大批引进大学毕业生进工厂，为骨灰瓷后续发展准备人才。
（三）中国骨质瓷样板厂在唐山第一瓷厂建成 中国骨质瓷技术达到完美
唐山骨灰瓷技改可行性报告顺利获得国家通过，第一瓷厂与英国48家集团艾克米·马尔斯公司关于骨灰瓷整套设备与技术捆绑引进的谈判也初步达成协议。为保证引进项目的成功，由我带队赴英国瓷都斯托克实地考察，并进行最后的设计与谈判。
第一次走进英国皇家骨灰瓷厂，第一次亲眼看到世界顶尖级骨灰瓷生产的全过程，第一次领略了英国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我们开阔了眼界。英国的皇家骨灰瓷厂不仅是个陶瓷工厂，更像一个艺术殿堂，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像是对艺术品的精加工。与英国相比，我们的差距，就是以高档瓷的名义，仍然在做着普通瓷的工作。
在英国的考察学习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骨质瓷的原有认识。如果以前算是“自学成才”，那么现在就是重读大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骨灰瓷生产专家”。
为了让更多的职工更新“高档瓷”的理念，我们从英国回来之后，又组织了大批生产工人赴英国骨灰瓷工厂进行了培训。这是很多工厂不敢做的事情。
1989年，英国设备和专家组陆续到厂，双方以唐山原有骨灰瓷工艺为基础，开始了两年多的全新探索。这期间除了建设新型厂房，建造窑炉，安装调试设备，并按照新的工艺标准，从水源的酸碱度控制，到原料、泥料、成型、烧成、抛光、喷釉等各道工序进行了过关实验。同时对骨灰瓷新的工艺标准、工艺规范、操作规程进行全面的梳理更新。
因为中英两国的国情不同，双方一度在工艺流程管理与生产管理方式的联系上产生严重对立，进而波及到工程进度、项目索赔的严重地步。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唐山第一瓷厂坚持从中国陶瓷生产管理的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妥协让步。最终所有的问题均得到完美解决。
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一条总投资4200万元人民币，年生产能力500万件的骨灰瓷专业生产线，于1991年8月在唐山第一瓷厂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8月16日上午，轻工部肖永定副部长，河北省轻工厅刘垚厅长，唐山市么金铎副市长，以及唐山陶瓷公司的领导和职工一起，在唐山第一瓷厂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第一条高档骨灰瓷生产线投产典礼仪式。这预示着，中国的骨灰瓷从此达到了与英国相同的现代化技术标准。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把“BONE CHINA”称为“骨灰瓷”，这次经轻工部肖永定部长提议，为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开始改称“骨质瓷”。
1992年，轻工部又组织全国陶瓷行业到唐山第一瓷厂举行了中国高档骨质瓷样板厂经验介绍及观摩大会。从此，唐山陶瓷一下子就走到了全国的最前面。
中国有了骨质瓷让世界感到震惊。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半月谈》杂志，纷纷报道，称“刮目相看唐山瓷”。
中国唐山的骨质瓷如何走向辉煌
（一）借助改革开放机遇、唐山“红玫瑰”红遍全国
骨质瓷在唐山诞生后的很长时间内，其实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热捧。它的地位，不过是唐山日用陶瓷众多品种之一。骨质瓷在很长时间与唐山第三瓷厂白玉瓷、第五瓷厂玉兰瓷、研究所的白兰瓷并列为“四朵金花”，总销量不及唐山的百分之一。当时在唐山，不仅没有人特别地看好骨质瓷，也没有人去刻意地宣传骨质瓷。对骨质瓷的刮目相看，或者说唐山骨质瓷真正从深宅闺楼走出来，靓丽面世，让天下惊叹，是1986年以后的事情。
中国骨质瓷在国内第一次登台亮相的地方叫“东方明珠”，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北京第一家香港中餐店。当时那里是北京唯一的“西方窗口”，所有刚刚进驻北京的外商们均汇聚与此，在此吃饭，在此聊天。每每有新的客人来，都会被桌面上洁白无瑕，晶莹剔透，精美绝伦的餐具所吸引，无暇他顾，忙不迭地打听出处。总经理童自华就深感荣耀、不厌其烦地向每个客人介绍，这些餐具来自中国唐山，叫“红玫瑰”骨灰瓷！
中国能够生产骨质瓷的消息在这里口口相传，不胫而走。
很快，北京“建国饭店”的总经理带队找到了唐山第一瓷厂。当时北京的“建国饭店”还在筹建中。这家饭店是经政治局研究批准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涉外五星级饭店，是廖承志委员长亲自抓的“试验田”。按照国际惯例，这类饭店的陶瓷餐具一定要使用进口骨灰瓷，才能与其身价匹配，但他们最终却选择了中国唐山。他们对红玫瑰的评价是，比国际市场的还好，却价格低廉。
继建国饭店之后，唐山红玫瑰骨质瓷的销售犹如脱缰野马，大河奔流，一发而不可收拾。仅北京两年之内，先后就有京广大厦、香格里拉、长城饭店、中信国际、长富宫饭店、王府饭店、国贸，赛特、昆仑、燕莎、华润、金都、丽都、天伦、王朝、和平、台湾饭店、港澳中心、新世纪、皇冠假日、北京饭店、贵宾楼饭店、钓鱼台国兵馆、奥林匹克中心、五洲大酒店、梅地亚中心……等数十家前来订货。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凡是第一批进驻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天津、西安、大连等地的五星级饭店，没有一家不使用唐山骨质瓷的！
唐山的红玫瑰骨质瓷就是这样伴随着开放的中国一起发展成长壮大。
中国五星级饭店使用骨质瓷的风潮很快波及到了各大航空公司，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机场，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西南航空、海南航空、新疆航空、云南航空、厦门航空、新华航空，也全部改用了唐山的红玫瑰骨质瓷。
当时的唐山第一瓷厂要应对如此大量的订货非常困难。尤其是五星级酒店用瓷，绝非家用陶瓷的概念。第一品种多，一套中餐就有上百种个不同的器型。此外还有西餐、咖啡具、茶具、客房用具、卫生用具、装饰用具等。第二，都要打自己的专用图标。第三，造型不与他人相同。第四，要货急。这些酒店常常为了招待某一重要的客人而专门指定设计。这对于以固定石膏模具、固定烧制匣钵为特点的骨质瓷生产完全是致命的。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因为考虑到了未来，一瓷厂毫不犹豫，迎难而上。那些岁月，干部工人没有一个不加班加点。当时送货的汽车，都是带着窑炉的温度开走。当时负责骨质瓷销售的聂德华副厂长、李淑珍、靳索成科长等，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而成了全国各大酒店最红的明星。
有这样一个插曲非常能说明当年唐山骨质瓷红火的地步。2005年，唐山一家陶瓷厂的厂长和我一起到北京乘飞机。这位厂长说，首都机场有位老总他认识，要给我引见一下。没想到一进办公室，那位老总突然站起身来，迎面握住我的手说，哎呀老厂长！你怎么来了！这场面连我也惊呆了。原来，早在20年前唐山红玫瑰在首都机场落户时，现在的经理，当年还是一个年轻的业务员！
（二）唐山“红玫瑰”骨质瓷代表中国在国际高端市场实现“零的突破”
“红玫瑰”骨质瓷在国内市场的巨大影响很快被提升到国家用瓷的层面。
1988年，中南海决定选用唐山的骨质瓷，因而我被三次邀请到中南海和玉泉山，商讨品种与配套。1989年，在北京中国第一届国际旅游用品展览会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江泽民总书记站在唐山骨质瓷的展品前，面对面向我询问了十几分钟的骨质瓷研发及生产情况，对这一产品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喜好。
国家外交部多次将唐山“红玫瑰”骨质瓷作为国家礼品赠送友人。1988年，吴学谦部长到唐山第一瓷厂参观后，曾提议将唐山骨质瓷作为“国瓷”，打印国徽图案，统一派送国家机关和驻外使馆，并委托唐山进行了装饰设计。这项工作只是后来因故未果。外交部物资供应处处长、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公署办公室主任的郝子光处长介绍，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及国家驻香港、澳门外交公署以唐山骨质瓷作为主要宴宾用瓷，都与外交部的推介推荐有关。
1991年5月15日至30日，香港举办一年一度的亚洲酒店用品展览会，唐山第一瓷厂前往参展。这是中国骨质瓷第一次在国际高端市场亮相。展会上，中国骨质瓷第一次同国际大名鼎鼎的老牌骨质瓷厂商并列登台，引起了参观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每日客流不断。
唐山骨质瓷在香港的亮相被媒体称为《零的突破》。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唐山市第一瓷厂‘红玫瑰’牌骨瓷进入国际高级市场，彻底底结束了迄今为止中国瓷不能进入国际高级市场的历史。”文章说，“今年五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在世界贸易自由港香港举行了亚洲酒店用品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一个各国巡回举办的高级国际性展览会。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参加了展览，其中日用陶瓷产品只有骨瓷才有资格入展亮相。举世闻名的几大家骨瓷生产厂——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泰国的骨瓷产品分别占用一个展位，而中国唐山市第一瓷厂生产的骨瓷以质量好、售价合理占了五个展位，昂然登上了高级市场的货架，成了轰动全香港的一条新闻。与此同时，这厂的‘红玫瑰’骨瓷在‘大丸’、‘崇光’两大百货公司很是畅销并掀起了一股唐山骨瓷销售热潮。”
在港期间，香港陶瓷商会特别为中国骨质瓷进入香港举办了记者招待庆祝酒会，《香港商报》等近20家媒体现场对唐山骨质瓷的研发、骨质瓷的特性、以及唐山骨质瓷进驻香港的计划进行了现场集体采访。第二天，香港的多家报纸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唐山红玫瑰骨质瓷的消息。其中香港商报用大字标题写到“厂长葛士林称经十七年研制，唐山骨瓷厂全国独有。”
唐山“红玫瑰“骨质瓷的影响曾引起香港“和记黄埔”李嘉诚先生的关注。“和记黄埔”特别指派专员带领高级别团队来唐山考察并洽谈合资事宜。当时，香港“和记黄埔“总共有四个项目与国内谈合作，有广州肥皂厂的“海飞丝”项目，上海浦东机场项目，广州飞机修理厂项目，唐山骨质瓷项目。“和记黄埔”的运作方式是“海飞丝”模式，即一定要拉美国的老牌“宝洁公司”作为技术方参股，才会开始“海飞丝”运行。因而唐山的骨灰瓷项目要有英国的骨灰瓷厂参股。他们认为这是项目成功的保证。可惜，由于英方的原因，唐山的骨灰瓷项目谈判最终没有成功，“红玫瑰”骨质瓷与李嘉诚失之交臂。而广州肥皂厂的“海飞丝”则一飞冲天。
此后，还曾有多家域外公司和唐山谈合作，由于体制原因，均未果。
（三）唐山骨质瓷申办了国家发明专利、唐山利益却未得到有效保护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唐山人为骨质研究整整奋斗了27年，付出巨大。唐山骨质瓷的研发成功，骨质瓷市场的全面开拓，使骨质瓷具有了无可估量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商业利益。
为了保护唐山骨质瓷的利益不受侵犯，也为能够保证未来中国骨质瓷的声誉，1990年，由我主持工厂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了骨质瓷国家发明专利。
经过严格的审核，一年的公示，唐山骨质瓷生产工艺发明专利于1992年获得通过并向全国颁布实施。作为企业的专利发明人，中国骨质瓷发明专利证书上端端正正写着“葛士林”的名字。专利第一阶段有效期定为1992年至2009 年，专利权可以延续。
这毋宁质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般财富！是唐山陶瓷和唐山一笔用之不尽的无形资产！
但是令人无限遗憾的是，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的专利权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失去了专利保护的唐山骨质瓷，很快就陷入了无序发展、自相残杀的混战之中。骨质瓷工艺不断被简化，质量标准不断被修改，销售价格竞相被压低，唐山骨质瓷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管理和控制。
到2000年之后，由于国营企业体制改组，工人下岗分流，大批曾经在唐山第一瓷厂工作过的生产技术人员流散社会。他们为了生存，除了在唐山，还纷纷到山西、山东、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陶瓷产区应聘，以“唐山师傅”的身份，成为骨质瓷生产技术的自由传播者。今天，名不见经传的山西陶瓷，据说骨质瓷产量已经远远超过唐山，很多唐山的厂家其实是拿山西的产品冒充唐山骨质瓷加工外卖。而就唐山骨质瓷整体而言，也已经达不到国际公认的高档瓷标准，很多工厂只是以骨质瓷的名义在生产原料中添加了少量磷酸三钙的陶瓷制品。
唐山骨质瓷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形不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甚至相互倾轧，也逐渐丧失了同行们的尊重，很多外地如广东的骨质瓷厂家，已经不再把唐山当做一个对手看待。他们的骨质瓷价格很贵，他们说，因为我正宗。如果你想买便宜货，那就请去唐山，花一点钱可以拉一车。
而在骨质瓷国际市场，一些发达国家的骨质瓷技术正在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骨质瓷后起之秀，正在逐步占据骨质瓷的国际高端市场。但是唐山的一些骨质瓷厂，还在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唐山骨质瓷何去何从，令人堪忧，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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